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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设立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近期IPO审核的监管思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公开透明的审核理念正在逐渐取代此前发审制下通过非公开方式窗口指导优化发审的思路。 科创板设立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近期IPO审核的监管思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公开透明的审核理念正在逐渐取代此前发审制下通过非公开方式窗口指导优化发审的思路。 3月25日晚间，证监会更是用实际行动向市场宣告了这一改变，正式发布了《首发若干问题解答》，也就是市场之前俗称的“IPO51条审核红线”（下称IPO51条），包括《首发审核财务与会计知识问答》、《首发审核非财务知识问答》两个文件，在最新发布的版本中，由此前的51条优化成为了50条。 对于《首发若干问题解答》的发布，证监会发行部相关负责人则表示，此举进一步推动股票发行工作市场化、法治化改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增强审核工作透明度，提高首发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便于各中介机构履职尽责。 “IPO审核新50条体现的是一种进步，最大的进步就在于公开化、透明化。”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3月26日对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表示。 监管思路向前一大步 “2018年在纾解IPO堰塞湖以及进一步提高IPO申报公司质量的情况下，证监会发行部将IPO审核或者券商制作申报材料需要注意和披露的问题提炼成为51条审核要求，财务相关问题26项，非财务问题25项。”深圳地区一家大型券商保代人士25日指出。 值得注意的是，包含51项问题的文件证监会在此之前并未有公开发布过，仅以窗口指导形式下发至券商处。在IPO方面监管思路向来如此，“IPO51条”这样的情况市场已经习以为常，这也被当作是发审制下监管层通过非公开或者窗口指导形式来引导IPO审核的另一个代表。 但情况在科创板出现后发生了改变，3月3日以及3月24日，上交所先后发布《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上市审核问答（二）》。仔细阅读上交所发布这两份文件可以发现，科创板上市审核问答脱胎于“IPO51条”。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IPO51条”在发布这么久之后，在3月25日晚正式公开发布。 “IPO审核新50条在科创板出来第二天才正式对外公布，可以说是科创板公开审核口径带动发行部也审核公开透明化，科创板的示范带动作用十分明显。”王骥跃认为。 另外，记者发现科创板上市审核尽管脱胎于此前老版“IPO51条”的内容，但在一些细节内容处还是做出了相当程度的修订，但证监会新发布的“IPO50条”中相关内容却和科创板发布的上市审核问答内容是一致的。 以市场关注的“三类股东核查问题”为例，新版的“IPO50条”和科创板上市审核问答的内容一致，与老版的“IPO51条”有一定的区别。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了其他很多问答的内容上。 “这意味着监管层除了要推动透明公开的审核理念外，也要消除科创板IPO审核和其他板块IPO审核的不一致，消除潜在的双轨制运行。”北京地区一家合资券商投行负责人25日晚间对记者表示。 多项红线要求浮出水面 根据证监会公布的文件显示，本次发布的问题解答共50条，定位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准则在首发审核业务中的具体理解、适用和专业指引，主要涉及首发申请人具有共性的法律问题与财务会计问题。 相较于去年发布的“IPO51条”新的版本减少了一项内容。但实际上根据记者逐条的梳理后发现，新版的“IPO50条”在原有的基础上删除合并了两项内容，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 被删除的两项全部在非财务问题方面，即“整体变更涉及的股东纳税义务”以及“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设立中的程序瑕疵”。增加的内容则是有关对赌协议的问题。 对于修订，证监会发行部相关负责人表示，“IPO50条”在研究总结发行监管实践的基础上，经充分征求市场各方意见，不断完善审核标准，今后发行部还将根据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问题解答。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很多规定投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已经熟知，但放之全市场来看，一些红线要求是首次公开，这也吸引了市场诸多关注。 例如争议较大的企业在通过发审会后业绩下滑的问题。在“IPO50条”中证监会明确分为三档来处理相关问题。即“下滑幅度不超过30%的过会企业”、“下滑幅度超过30%但不超过50%的过会”以及“下滑幅度超过50%以上的过会企业”。 如果过会企业出现第三种情况，证监会在文件中指明，基于谨慎稳妥原则，暂不予安排核准发行事项，待其业绩恢复并趋稳后再行处理或安排重新上发审会。另外，在新设内容对赌一项要求中，证监会也明确了在企业申报IPO之前应该如何处理。证监会发行部提出，投资机构在投资发行人时约定对赌协议等类似安排的，原则上要求发行人在申报前清理。 但同时满足以下要求的可以不清理：一是发行人不作为对赌协议当事人；二是对赌协议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的约定；三是对赌协议不与市值挂钩；四是对赌协议不存在严重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或者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权益的情形。 “尽管‘IPO50条’或老版‘IPO51条’的内容券商和其他中介机构都明确知悉，但这些审核红线的公开会进一步让申报企业明晰合规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企业的审核预期同时提高申请IPO企业的质量。”前述合资券商投行负责人表示。

2019年全国两会已经拉开帷幕。记者获悉，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党委书记、行长白鹤祥带来了关于制定《存款保险法》的议案。 白鹤祥认为，2015年出台的《存款保险条例》虽赋予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职能，但却未明确风险处置的触发标准及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担任金融机构接管和清算组织的职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的风险处置能力。 因此，本次议案提出，有必要在修订《存款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存款保险法》，明确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职责分工，制定客观可行的处置标准，构建市场化、法治化的有序处置机制，以实现保护公众利益、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道德风险、促进市场出清及最小化处置成本的目标。 《存款保险法》完善风险处置机制 白鹤祥认为，应尽快构建完整的金融机构有序处置机制，以实现保护公众利益、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道德风险、促进市场出清及最小化处置成本的目标。 一是制定《存款保险法》。通过在修订《存款保险条例》的基础上制定《存款保险法》，对现有法律法规中零散的、不成体系的风险处置规定进行整合，提高相关风险处置规则的法律效力及可操作性。 二是明确风险处置中各部门责任划分。明确由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担任问题金融机构接管和清算组织，明确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作为我国金融机构风险处置当局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提升其风险处置的权威性与专业性。同时，对于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需要多方合作参与处置的问题机构，建议在法规中明确牵头部门、各方责任及协调机制。 三是强化对风险的早期纠正职能。进一步强化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对金融风险的早期纠正职能。通过赋予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更为完善的金融监管信息获取权、核查权和处置权，使其能够在“早期识别和及时干预”的框架下尽早地识别出问题金融机构及其风险点，尽快地制定并启动干预措施和程序，降低金融机构最终倒闭的可能性和风险处置成本。 四是制定客观可行的风险处置启动标准。构建一套既立足国情又符合国际标准的指标体系来客观判断金融机构的生存能力，以及是否构成启动处置的条件，并在《存款保险法》中予以明确。盯住资本充足水平、流动性等核心指标，明确不同阶段的早期干预和处置措施组合。同时，将触发机制与存款保险早期纠正、接管处置机制有效衔接，以尽早识别和控制高风险金融机构，提高风险处置效率。 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缺乏顶层设计 之所以提出上述议案，是因为白鹤祥等人认为，目前我国金融机构风险处置法规在立法方面呈现碎片化特征，相关法规体系不够健全，缺乏必要的顶层设计。 一是尚未形成一套完整的处置规则。我国金融机构风险处置的法律条款，散见于多部法律法规中，相关规定非常原则，仅授权监管机构在特定情况下采取接管、托管、重组、撤销、清算等措施，尚未形成一套完整有序的处置规则体系。此外，不同位阶的法律法规之间未能有效衔接，没有清晰界定出问题金融机构从早期发现、制定恢复与处置方案，到损失分摊、清算退出的完整架构。 二是缺乏明确的风险处置职责分工。一方面，尽管《存款保险条例》赋予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职能，但未明确由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担任接管或清算组织。法律缺乏对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在风险处置中明确的职责分工，容易导致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相关处置安排需要与金融监管部门“一事一议”，制约了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向专业处置机构的演变。 另一方面，尽管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的风险处置职能，但是地方政府参与的时间、路径以及职责均不明确，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处置中职责划分不清晰，处置过程中有可能导致责任推诿、协调成本高等问题。 三是未制定有效的风险处置触发标准。我国现有法规对风险处置触发机制的描述以定性为主，规定当金融机构出现违法经营、严重危及自身稳健运营或损害存款人、投资者合法利益等风险情况时，监管部门可采取接管或撤销等处置措施，但对于各类风险情况缺乏一套可行的定量标准支持处置行动的及时启动。风险处置触发标准主观性较大，导致实践中往往丧失最佳处置时机。 就现有处置方式来看，以个案处置为主，市场化、专业化程度较低。一是预期不稳，难以降低处置成本。二是效率不高，相关风险难以快速处置。如海南发展银行自1998年行政关闭至今，一直处于清算状态。三是公平欠缺，容易引发道德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