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深经济学家梁国勇在接受中国日报网专访时表示，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中国经济面临着发展阶段跨越期、大国竞争加剧期、经贸摩擦高发期和疫情冲击恢复期的多重挑战，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关键要进一步发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优势，对内提高灵活性，对外增强兼容性。此外，针对围绕全球和中国经济的最新情况、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发展前景、经济转型增长、货币政策的作用等问题，他也给出了深入分析和相关建议。现将采访问答内容整理如下：问：近期IMF上调了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速预期，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相关经济增长数据也超外界预期，作为出身中国的世界机构的经济观察研究者，您怎么看今明两年中国以及全球的经济增长情况？全球经济将延续低速增长，一季度中国经济表现超预期梁国勇: 我们先看一下全球经济的情况。根据IMF的统计，去年全球经济增长了3.2%。IMF最新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预测，今年全球增长将维持在去年的水平上，没有大的起色，明年的情况也类似。可以说，世界经济进入到了一个相对低速增长的时期。从今明两年的演变过程中看，存在发达国家趋强、新兴市场趋弱的分化趋势。特别值得关注的全球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的通胀，在去年缓解的基础，今明两年还会持续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为货币政策的调整打开了空间。再看中国的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速为5.3%，这是超出预期的。虽然去年中国GDP增速也达到了5.2%。但这离不开前一年的低基数效应。从这个层面看，在去年较高基数基础上实现5.3%的增速，其含金量还是比较高的。从疫情后的经济恢复情况看，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先抑后扬的情况。从全年的情况来看，我认为中国经济全年有望保持5%以上的增长。明年的情况类似，具体来看，消费和投资增长，特别是消费将发挥关键作用，而房地产和外贸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具体产业看，高科技行业包括高端制造和高科技服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所增强。今年一季度，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增速高于GDP增长，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此外，外贸表现抢眼，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的增速都在6%以上。这些都传递出积极的信号。虽然中国的利率水平有所下调，但考虑到物价水平的大幅下降，实际利率水平反而不降反升。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在疫情早期所采取的激进货币政策，我们的货币政策一直相对审慎，所以现阶段货币政策就有了进一步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此外，从去年的经济增长情况及出现的一系列挑战看，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并不是短暂的，而可能持续一定的时间。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客观地分析和应对疫情的长期影响对中国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问：新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即，国内外各方普遍关注其对改革、开放与发展上的重大决策。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改革开放就是市场化与国际化的过程，是发展的基本动力梁国勇: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公有制与非公有制、姓资与姓社等方面问题带来了认知和实践上的突破。除此之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另外两个中国改革时代的标志性理念。从一定意义上说，改革开放是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紧密结合的。从经济角度看，改革就是市场化，开放就是国际化，两者是塑造中国发展奇迹的基本动力。今天这个时代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强调的是市场化改革，也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决定性作用。而今天谈开放强调的是制度型开放。回顾历史，入世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和分水岭。加入世贸组织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入世在多边层面、贸易领域使中国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制度化了，为了让中国企业更好地在全球市场上销售自己的产品和服务，进而推动本国产业和经济的发展。入世更重要的作用体现在以开放倒逼改革。为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调整了1000多项国内法律法规，使得中国更好地与国际经贸体系接轨。今天我们强调市场化改革和制度型开放，其目的除了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还在于要更好地与国际规则兼容、协调，以推动互惠共赢和长期发展。问：2016年您的专著《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出版。书中您基于过往20多年的对中国和世界经济的研究，对中国经济的过去和中长期未来做了分析和预判。那么，您觉得当前的形势有了哪些变化？您如何看待这些变化？梁国勇：2016出版的《中国经济2040：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对我们认识全球化、分析今天的世界经济，探讨中国的发展道路仍然具有参考价值。当然也有一些特别值得注意的新变化。第一点，逆全球化的深度演进。2016年以来，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战、俄乌冲突等一系列冲击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进程。而中国在逆全球化冲击中首当其冲，这是对中国当下以及未来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在《中国经济2040》一书中，我对全球变局的探索更多的是着眼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全球化和世界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高速发展，内因是决定性因素，但是也离不开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这个外部环境既包括国际政治、地缘政治方面的良好环境，也包括经济领域的自由化和全球化。但是由于上述一系列的冲击，这种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我的下一本书，初定名为《全球化、逆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未来》，将从经济、科技、贸易、投资、货币、金融等维度来关注和分析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在我看来，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是并行的过程。对不同国家和不同产业而言，全球化的弱化亦或增强存在差异。中国经济增长压力增大，避免危机十分关键第二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不变，但保持增速难度加大。根据《中国经济2040》书中的观点，从2010年到2020年，经济维持在6%到8%的中高速增长。2020年到2030年经济处在4%-6%的中速增长期。从2030年到2040年则进入2%-4%的中低速增长阶段。过去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运行基本验证了上述预判。这一增长模型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有效。中国经济到2030年前仍处在4%-6%的中速增长区间。但经历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避免危机爆发和经济硬着陆则并非易事。回顾战后各发展中经济体的情况，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爆发会在短时间内对国民经济造成重大冲击，而且重大危机则可能导致经济的长期停滞，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速的大幅下降。因此，如何避免危机非常重要。问：随着一系列外在环境的不断变化，您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有哪些变化？又该如何应对？发挥中国发展模式灵活性 应对四重挑战梁国勇: 挑战加大，难度加大。综合来看，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发展阶段跨越期、经贸摩擦高发期、大国竞争加剧期和疫情冲击恢复期的四重挑战。其影响也是十分巨大的。上述挑战的叠加冲击可能给经济带来1到1.5个百分点的拖累效应。改革开放是应对目前挑战的重要手段。特别重要的是要优化中国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改革与开放两者是相互作用的。中国经济此前实现中高速增长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内部特别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经济体系的市场化和发展模式的优化。如果将中国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归因于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那么内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当下，消费转型、服务转型、数智化转型以及绿色转型将是当前和未来中国应对挑战的主要手段和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与此同时，中国的发展模式调整也至关重要。而模式调整的核心就是要对内提高灵活性，对外提高兼容性。回顾历史，西部大开发就是一个体现中国灵活性发展模式的经典的例子。当年，面对中西部地区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的经济现实，国家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决策。最终，西部大开发成功地促进了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极大地优化了中国的地理经济格局。现在再看中国经济，我们发现东西差距缩小了，但南北差距却加大了。面对这种差距，我们应适时推出一个类似当年西部大开发的“北方振兴计划”，推动东北、西北和华北相关省份的经济发展，缩小这些省份与南方在市场化程度、民营企业活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方面的差距。从而成为另外一个通过重大政策解决重大问题的灵活发展模式体现。问: 作为全球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是南南合作的积极参与者，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发展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关系的？梁国勇: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全球化所提供的对国际市场和资源，也离不开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大环境。同时，中国的高速发展也为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中国是全球最大贸易国，是第一大出口国，同时也是第二大进口国。显然，中国不断增长的进口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未来中国的进口规模将持续增长，结构更加多元，这将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增长的重大机遇。今天，“全球南方”已成为世界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不断加强，南南贸易已占到全球贸易的近四成。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将在推进全球化进程、推动世界经济增长、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等方面不断发挥重要作用。文章来源：中国日报中文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原文链接：https://new.qq.com/rain/a/20240709A02T9900
新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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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6月26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有关情况。中国证监会市场监管二司司长吴萌表示，多措并举，拓宽多元化的退出渠道。比如说，我们正在开展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实物分配股票试点，允许将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通过非交易过户的方式向投资者进行分配，这样既丰富了退出的渠道，也有利于缓解对市场的冲击。再如，我们先后在七个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宁波、江苏、安徽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私募基金的份额转让试点工作，目前已经完成私募份额转让232亿元。私募份额的质押融资316亿元，这项试点工作也将会有利于支持二手份额转让基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S基金的进一步发展。
发布会实录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
我的问题是创业投资的退出机制一直是各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影响到了创业投资的成效，请问在拓宽退出渠道和优化退出流程方面有什么考虑？谢谢！
吴萌:
谢谢您的提问。退出机制是各个方面都普遍关注的，同时也是需要系统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次《措施》的第五部分主要是从拓宽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优化创业投资基金退出政策这两个方面做了相应的安排。近年来，证监会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不断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和开放，努力为缓解“退出难”提供良好的基础。
首先是优化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功能和机制。今年以来，证监会先后发布了“资本市场服务科技企业十六项措施”和“深化科创板改革八条措施”，为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硬科技”企业建立和健全股权融资以及并购重组的“绿色通道”。同时，积极完善并购重组的支持政策，提高并购重组估值包容性，丰富并购重组支付工具，鼓励并购基金更好发挥作用。同时，我们也注重发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股份减持和投资期限“反向挂钩”机制的作用。到今年一季度末，已累计办理“反向挂钩”的申请超过2000单。
第二个方面，多措并举，拓宽多元化的退出渠道。比如说，我们正在开展私募股权创投基金实物分配股票试点，允许将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通过非交易过户的方式向投资者进行分配，这样既丰富了退出的渠道，也有利于缓解对市场的冲击。再如，我们先后在七个地方，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宁波、江苏、安徽的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私募基金的份额转让试点工作，目前已经完成私募份额转让232亿元。私募份额的质押融资316亿元，这项试点工作也将会有利于支持二手份额转让基金，也就是我们所说的S基金的进一步发展。
第三个方面，我们继续保持境外上市通道的畅通。《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管理试行办法》是去年3月份实施的，到上周五，一共有158家企业赴境外上市完成备案，其中85家在香港上市，73家在美国上市。
后续，证监会还将继续加强和各方的协同配合，加强政策的动态评估，推动“健全创业投资退出机制”等措施的落实和落地。
文章来源：界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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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政策措施》）。 《政策措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创业投资“募投管退”全链条，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和管理制度，积极支持创业投资做大做强，充分发挥创业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引导创业投资稳定和加大对重点领域投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型企业成长，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 《政策措施》明确5方面重点举措。一是培育多元化创业投资主体。加快培育高质量创业投资机构，支持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发展，发挥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基金作用，落实和完善国资创业投资管理制度。二是多渠道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鼓励长期资金投向创业投资，支持资产管理机构加大对创业投资的投入，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直接股权投资试点范围，丰富创业投资基金产品类型。三是加强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和差异化监管。建立创业投资与创新创业项目对接机制，实施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计划，持续落实落细创业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实施符合创业投资基金特点的差异化监管，有序扩大创业投资对外开放。四是健全创业投资退出机制。拓宽创业投资退出渠道，优化创业投资基金退出政策。五是优化创业投资市场环境。优化创业投资行业发展环境，营造支持科技创新的良好金融生态。 《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精心组织实施，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共同推动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各项措施落实落细。 措施全文 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发展创业投资是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重要举措。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现提出以下政策措施。 一、总体要求 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围绕创业投资“募投管退”全链条，进一步完善政策环境和管理制度，积极支持创业投资做大做强，充分发挥创业投资支持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引导创业投资稳定和加大对重点领域投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型企业成长，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 二、培育多元化创业投资主体 （一）加快培育高质量创业投资机构。鼓励行业骨干企业、科研机构、创新创业平台机构等参与创业投资，重点培育一批优秀创业投资机构，支持中小型创业投资机构提升发展水平。引导创业投资机构规范运作，提升股权投资、产业引导、战略咨询等综合服务能力。创业投资机构按规定开展私募投资基金业务的，应当依法依规履行登记备案手续。未经登记备案的主体，应当用自有资金投资。 （二）支持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发展。加大高新技术细分领域专业性创业投资机构培育力度，引导带动发展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促进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聚焦新领域新赛道，对投资原创性引领性科技创新的创业投资机构，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引导创业投资充分发挥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的作用。 （三）发挥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基金作用。充分发挥国家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国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等作用，进一步做优做强，提高市场化运作效率，通过“母基金+参股+直投”方式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优化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改革完善基金考核、容错免责机制，健全绩效评价制度。系统研究解决政府出资的创业投资基金集中到期退出问题。 （四）落实和完善国资创业投资管理制度。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利用创业投资基金加大对行业科技领军企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链上下游中小企业的投资力度。健全符合创业投资行业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国资创业投资管理体制和尽职合规责任豁免机制，探索对国资创业投资机构按照整个基金生命周期进行考核。 三、多渠道拓宽创业投资资金来源 （五）鼓励长期资金投向创业投资。支持保险机构按照市场化原则做好对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保险资金投资创业投资基金穿透后底层资产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未上市公司股权的，底层资产风险因子适用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规则相关要求。鼓励符合条件的创业投资机构发行公司债券和债务融资工具，增强创业投资机构筹集长期稳定资金的能力。 （六）支持资产管理机构加大对创业投资的投入。支持资产管理机构开发与创业投资相适应的长期投资产品。在依法合规、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支持私募资产管理产品投资创业投资基金。鼓励资产管理机构针对科技型企业在不同成长阶段的经营特征和金融需求，提供并完善股权投资、债券投资、股票投资和资产服务信托等综合化金融服务。 （七）扩大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直接股权投资试点范围。支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在总结上海试点开展直接股权投资经验基础上，稳步扩大试点地区范围，充分发挥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在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企业重组等方面的专业优势，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八）丰富创业投资基金产品类型。鼓励推出更多股债混合型创业投资基金产品，更好匹配长期资金配置特点和风险偏好，通过优先股、可转债、认股权等多种方式投资科技创新领域。积极发展创业投资母基金和契约型创业投资基金。 四、加强创业投资政府引导和差异化监管 （九）建立创业投资与创新创业项目对接机制。实施“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开展科技计划成果路演、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一月一链”等活动，组织遴选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及带动就业较多的企业和项目，加强与创业投资机构对接。 （十）实施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计划。优选一批高成长性企业，鼓励创业投资机构围绕企业专利产业化开展领投和针对性服务，加强规范化培育和投后管理。 （十一）持续落实落细创业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落实鼓励创业投资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等企业的税收支持政策，加大政策宣传辅导力度，持续优化纳税服务。 （十二）实施符合创业投资基金特点的差异化监管。细化《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监管要求，对创业投资基金在登记备案、资金募集、投资运作、风险监测、现场检查等方面实施与其他私募基金差异化的监管政策，支持创业投资基金规范发展。 （十三）有序扩大创业投资对外开放。修订完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便利外国投资者在境内从事创业投资。支持国际专业投资机构和团队在境内设立人民币基金，发挥其投资经验和综合服务优势。引导和规范我国创业投资机构有序开展境外投资。深入推进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进一步优化外商直接投资（FDI）项下外汇管理，便利创业投资机构等经营主体办理外汇业务。研究规范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试点机制和制度框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引导境外创业投资机构规范开展跨境投资。 五、健全创业投资退出机制 （十四）拓宽创业投资退出渠道。充分发挥沪深交易所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北交所）、区域性股权市场及其“专精特新”专板功能，拓宽并购重组退出渠道。对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科技型企业，建立上市融资、债券发行、并购重组绿色通道，提高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北交所）发行审核质效。落实好境外上市备案管理制度，畅通外币创业投资基金退出渠道。 （十五）优化创业投资基金退出政策。加快解决银行保险资产管理产品投资企业的股权退出问题。支持发展并购基金和创业投资二级市场基金，优化私募基金份额转让业务流程和定价机制，推动区域性股权市场与创业投资基金协同发展。推进实物分配股票试点。 六、优化创业投资市场环境 （十六）优化创业投资行业发展环境。建立创业投资新出台重大政策会商机制，各部门在出台涉创业投资行业、创业投资机构等重大政策前，应按规定开展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防止出台影响创业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积极性的政策措施。持续提升创业投资企业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登记管理规范化水平。建立健全创业投资行业统计分析体系，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 （十七）营造支持科技创新的良好金融生态。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支持银行与创业投资机构加强合作，开展“贷款+外部直投”等业务。研究完善并购贷款适用范围、期限、出资比例等政策规定，扩大科技创新领域并购贷款投放。支持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通过发行股票或可转债募集资金并购科技型企业。 各地区、各部门要把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作为大力发展科技金融、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压实主体责任，精心组织实施。国家发展改革委要会同相关部门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共同推动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各项措施落实落细。文章来源：新华社本文转载自东方财富网，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原文链接：https://finance.eastmoney.com/a/20240619310798279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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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
国务院常务会议前不久通过《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可以说，这是在关键节点作出的数字化转型大趋势的判断及其行动着力点的部署。历经数十年信息化技术积累和基础科学研究发现的助力，生产、流通、消费以至金融、服务等各类经济过程的数字化转型，正在形成全方位的系统性大趋势。如同当电发明后，没有人可以忽视使用电力；当网络信息技术和移动通信技术发展起来，没有人可以离开移动通信网络和设备。当前，手机几乎成为人身的延伸部分，正常生活已经难以与之相脱离。数字技术随处可见，数字化生存已成现实。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数字经济的崛起，市场经济的质态格局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型，即从实体经济、货币经济的相互融合，转变为实体经济、货币经济和数字经济的密切联系，各类经济主体和经济行为都必须适应这一转型。在市场经济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展，以及两者间的关系，形成了丰富的经济实践，也产生了不少矛盾和挑战。而现在，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加入，更使机遇和挑战并存，未来发展充满想象。面对经济的质态转型，各类行为主体都要有应对方案，采取积极行动。其中，制造业是数字化转型的突击队和主力军，也是科技因素最复杂、技术关系最广泛、实践能力最强大、涉及人口最多的产业，其数字化转型不仅具有前沿性、探索性、创新性，而且涉及成本、效率、规模以及产业链供应链、资金投入、市场开拓等各方面的复杂经济关系。制造业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最为多样化，因此，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不仅具有重大的战略性，也具有复杂的技术性。制造业企业不仅自身必须要有数字化的创新实践，而且政府、科技、行业等各相关部门也需要关注和参与，以形成实践合力和行动条件，创造数字经济的综合效益。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不是单个企业的孤立行动，而是需在一定经济生态中实现的协同性行动方案。在数字化转型的巨流中，各类经济主体都不可滞留，不进则退。数字化转型将重塑经济社会，如果没有数字化生存能力，很难在未来立足。在新的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社会中，即使是表面上技术含量最低的行业，也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和运用。数字化不仅是各行业适应新经济形态的技术条件，也是各行业之间形成有效沟通协同的技术条件。制造业企业不实现数字化转型，就难以在产业链供应链中确立市场地位。零售、物流、快递、饮食等人力型行业，如果不能适应数字化技术条件，例如数据管理和营销推广，也难有生存机会。各行业都须在数字化的技术环境中，获得一定的分工功能和地位，形成自己的市场竞争力。如果脱离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环境，无论哪类产品以及哪种服务经济，都将不易在浩瀚市场中生存。在数字经济所具有的数据、算法、算力优势条件下，经济活动的开放性和国际化能力将极大提升。极高的流动性是数字经济强于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的最显著特质之一，因此，数字化转型不仅意味着新质生产力的极大释放，而且意味着经济运行基本规则的新建构。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特别是第一制造业大国，我国必须在国际规则新建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有的大国对经济领域特别是制造业领域任意干预、肆无忌惮，例如毫无节制地实行税收保护主义政策，设置技术的“小院高墙”等，实质上是对数字化转型历史大趋势的逆行之举。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政策准备，要为我国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创造尽可能有利的技术条件和体制基础，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强助力。（本文来源：经济日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金 碚）免责声明：本内容来自腾讯平台创作者，不代表腾讯新闻或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本文章转载自腾讯新闻，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原文链接：https://new.qq.com/rain/a/20240603A00JC000